清理阶级队伍杭州在线配资
春天之后，渐渐到了运动后期，事儿也还有不少。
首先一个就是“清理阶级队伍”，这是社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。就是重新清查各人的阶级成分，有没有错划、漏划的。
在那个年代，每个人都有两个政治标签，一是“本人成分”，是指本人参加革命工作或入党以前的个人社会地位。解放后出生的一般就是“学生”。第二，最主要的是“家庭出身”，是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的家庭阶级成分。
阶级成分应以土改或土改复查和民主改革划定的为准。意思是，比如有个人中学毕业参加工作当了个工人，但他并不一定就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，如果他家里是地主成分，那他就还是地主出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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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，中央有关划分阶级的文件。2，1965年5月13日，黑龙江省阿城县料甸公社对四类分子的训话会。3，四类分子签下的“改造保证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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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，这是文革时期的“阶级成分登记表”。文革的中后期也有个“清理阶级队伍”的工作。2，文革时的《划定家庭出身通知书》。通知书里把四人的家庭出身定为革命“职工”，其实家庭出身里是没有这一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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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已经到了1984年，因为电脑网络运用日渐普遍，为输入的方便和规范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出台了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的代码，并被国家标准局分别以“GB4762-84”和“GB4765-84”的标准号，列为正式的国家标准。直到2004年才停止使用。图1为“政治面貌”的代码。图2，家庭阶级成分的代码。
在那时的社会体制下，“家庭出身”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政治地位，决定了你是“主人翁”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“罪人”。不但决定你的命运，还决定了你全家、你整个家族的命运。
而且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家庭出生还是世袭的，即地主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，还是地主，哪怕那块地在他爹的爹的爹的那时就已经被土改分了，哪怕早就流落到千里之外，跟那块地一点边也没沾过，那也不行，一出娘胎那就是小地主。
尽管在不同时期、不同的文件上，对如何划分“家庭出身”有着很多的政策规定，甚至有详细的量化标准，比如剥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百分多少以上算地主，多少到多少算富农。各地各个时期的具体标准不一样，一般是剥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25%以上算地主。
但就算是这样明确，实际上也是很难算准的。比如某人有十亩地，种不过来，请一个人来种三亩(叫佃农)，自己种七亩。每亩收二百斤粮,佃农每亩交五十斤粮。那剥削率是按30%(600/(600 1400))算呢，还是按10.3%(50*3/(50*3 1400))算呢？如果不是租出去，而是雇佣一个人来和自己一起种，那这个雇农的劳动量在两个人的劳动总量里究竟占多少，就更算不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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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，改革开放后，报纸刊登的党中央对四类分子的摘帽决定。2、3、4，此后各地不同的“摘帽子通知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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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辉县有位粟明英，她的戴帽通知书和脱帽通知书还都在。
整顿党组织
这也是运动后期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其主要内容有：对原有党员重新登记，依据其四不清的程度和对运动的态度进行处理。有的开除，有的劝退，有的延缓登记，有的给予党纪处分，并吸收一部分积极分子入党。
这项工作对于我们下去的学生来说，挺别扭，尤其是为发展党员的事。
那时学生党员极少，从入学到那时还没有发展过（还是社教回去以后才有发展的）。自己不是党员，连个团员也不是，反而还要发展别人入党，从筛选对象开始，帮他写入党申请书，帮他填表，教他怎么回答组织的谈话提问，一整套的程序、手续，都要全程帮他做，都能赶上专职组织干事了。
而那时的农村青年还远不如当下的年青人，闭塞得很，很多政治上那怕是很常识的事情，不但不会讲，就是讲给他听还听不明白。他们的积极性好像也不高，既不明白，也没有更多的想法，硬是在给他们办的。
我那时也想过，怎么这入党的标准在城里和在农村还不一样。或许让他们入党，相对来说不怎么会添乱。
在湖南参加社教的一年里，好像很少单独进行党组织活动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很尴尬（老师里面也有不少是非党群众的）。有的话，也是一起参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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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党工作的材料
“分配胜利果实”
从程序上说，这跟生产队搞分配相类似：把退赔来的东西加起来，一共值多少钱，再把全队人数（除去四类分子、四不清干部和家属不算）一除，就是每个人能分到多少物品。可是这些东西一共没多少，平均一人也就是相当于三五块钱。
但是具体操作很费事。首先这些东西，很难分。比如某干部要退赔三十元，他又没有钱，那就拿实物来抵。他从家里拿出一张比较好的桌子，经工作组同意后，就折合成三十元。
但分的时候就麻烦了，如果每人能分五元钱的“胜利果实”，这桌子就得分给六个人，得两家、甚至三家凑起来才行，那叫谁扛回去合适呢？而且别人扛回去不一定用得上，说不准还嫌碍事呢。
更要紧的是，人家敢拿回去吗？谁都知道这是谁家的东西，明摆着的事情，能拿回去吗？运动就搞几个月，运动结束以后，都是一个村的，还有几十年，甚至祖祖辈辈要在一起，这个账就算不清了。
所以，除了不知轻重的和工作组硬是要求外，通常是没有去拿的。这毕竟不是斗地主、分田地那回了，四不清干部毕竟不是像地主那样被“扫地出门”、彻底斗垮、甚至连家连人都没有了。连这些农民都知道，四不清干部还会有重新“解放”站起来的日子。
就是这样，分了地主的房，几十年之后，人们还常习惯地说谁家住的是谁谁的房子。这就好理解，为什么土改斗地主时会那么狠，不但是斗得威风扫地，甚至还要从肉体上加以消灭。这样翻身的贫下中农才敢于分他的地、分他的房。因为有了这些地和房，才会拿起枪杆上战场，要去保卫胜利果实。到了“文革”，同样的意思，差不多又演了一遍，一开始就把当权派打翻在地，人们才敢于去造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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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土改”时，分配实物的照片，地富家的财产都搬出来了。
社教运动还没有到那一步。不敢拿实物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尽量分现金，也好算也好分。要干部尽量退现金。当然那时的村干部哪有这么多现金，实在交实物的，尽量留给队里，另外把实物折合成现金分。
但是现金又从哪儿来呢？村集体又没有那么多。我印象里，为了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分配，好唱完这台戏，我们人大的老师还垫付了些，有好几十呢，比老郭退赔的还要多。这些垫出去的钱，后来是没有下文了。
最后算的结果，每个村民也就是分个三五块钱。分的那天，好象也很平常，乡亲们也没有喜庆的感觉，更没有那种获得第二次翻身的胜利喜悦。无声地排着队，摁下手指印，接过钱便低头数那几张不多的钱。可为了这，费的那些事吧。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说，那就是只有“呵呵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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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建班子
搞了那么多事，末了，还得把大队、生产队的班子重新搭起来。村里的干部基本恢复原状，真正受到处理的不多，真的心灰意冷不想再干的到是有。
这时候，是反过来，工作组要去求这些基层干部。又是去做工作：要想开一些，这是党对你的一次考验，你的表现还是很好的么，组织上是相信你的，群众还是需要你的，你的前途，我看是大得很唻，这个队，以后就靠你唻。你要是不干，那谁来干啊？叫那个老地主来干？叫那个那个......那个谁谁来干啊？（说个他看不上、相互有矛盾的一个人的名字）最后真的不肯干的也不多。在这个社会里，在台上和台下是不一样的，这一点，大家都明白。
房东老郭还是担任生产队长，兼大队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。他也是不想再干，好在还真是老实本分之人，劝了几句还是接了下来。那贫协的事，从社教结束后，再也没人提起，也没宣布过解散，就那样自生自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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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群众对干部进行评议，2.四不清干部的档案材料。
运动，看来快要到尾声了。这里想说一点。我在我参加的社教运动的一年中，没看见打过人、死过人。
最主要的原因是，人大师生毕竟是知识分子群体，相对来说，在思想上、行为上杭州在线配资，受暴力倾向、极左观念的影响较小，这类事件发生得也就较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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